在古代入粤为官的官员中,大概没有一个比包拯这样具有传奇,甚至神话色彩的了。
宋仁宗庆历二年(1042年),包拯调任端州(肇庆)知府。在端州任职三年,为民办实事,治理水患,建崧台驿、兴建星岩书院、建丰济粮仓等政绩,所以被当地人代代传诵。如果仅凭政绩来判断包拯在端州的历史价值显然不够,容易等同于其他政绩卓著的官员。包拯在端州的特殊的文化意义在于他被赋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,而且代代相传。给包拯涂抹这种神话色彩,除了因为他本身“心为治本,直道是身谋”的廉政之举外,更多的是后人在他身上寄寓了一种清明政治的愿望与理想。
以两个至今还被端州人津津乐道的“包公神话”为例,可以看到端州人编织包拯的“神性”中所传达的民间最朴素的政治愿望:
《宋史·包拯传》载:“端土产砚,前守缘贡,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。拯命制者方足贡数,岁满不持一砚归”。包拯离任端州回汴京,船行至西江羚羊峡口的成洲,忽狂风大作,浊浪滔天。包拯心中有疑,难道行李中有贿赂之物,违背了到任时“不取民物”的自律,以致天地不容?遂令停船搜舱。果然,在行李中发现了一方精美端砚,是端州的砚工们在包拯多次拒收后,为表感激和爱戴之情,悄悄放在船舱之中的。包拯问明原委,当即对沿江百姓拱手致谢,然后将那方端砚掷入江中。一时间,江面恢复风平浪静。掷砚处后来升起一岛,即今之广利镇砚洲。附近的黄布沙,则为包裹端砚的黄布所化。这个传说显然是后人根据史书进行了演义,代代相传,演变成了神话。砚台变成沙洲,黄布化作黄布沙,这已不是夸父死后,身体变成连绵山脉,他扔出去的手杖变成一片桃林的神话的重复,褪去神话的外衣,究其实,实乃一个政治神话与传说。有当地人在七星岩上雕刻的对联为证:“星岩朗耀光山海,砚渚清风播今古”,联中的“砚渚”即墨砚沙,也即今之广利镇砚洲。
还有一个神话则是端州人将包拯当作“神”来供奉。在端州城内建有包公祠,还有包公“收妖台”、“锁妖井”等神话色彩的遗迹。包公祠坐落于城西厂排街(原包拯所设端州驿站处),以牌坊、山门、大殿、东西配殿、钟楼、鼓楼为主体建筑,配以亭、阁、廊、井、池组成仿宋建筑群。正殿雕塑的包公金身坐像,气势威严,坐像上方高挂着刻有“刚正廉明”四个大字的匾额。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是包公寿诞,每逢这天,肇庆人就会来到包公祠等地,进行自发的粤剧表演、舞狮等庆典活动,上演包拯在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等人的辅助下,斩奸除恶、造福百姓的剧目。包拯,在端州人看来,已完全成了一个“廉政之神”了。